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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中共党组织在南丹的建立及活动

作者:管理员   | 发布时间:2017-03-06 10:47:00  | 来源: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为推进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于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就向全国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7月1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党中央,向国民党提出合作抗战的倡议。在民族危机和全国民众要求一致对外呼声的压力下,国民党响应共产党的主张,开始与共产党谈判。7月17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道江西庐山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张冲、邵子力谈判并达成初步协议,国公合作,共同抗日。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淞沪杭抗战爆发,国民党和蒋介石迫于日军不断扩大侵略的形势,不得不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接受共产党和爱国人士的建议,停止内战,实行团结抗日的政策。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了中国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同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会议,做出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通过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抗日救国大纲》等纲领性文件,一再提出“停止内战,统一抗日》主张,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告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配合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共广西省工委发布第三号通告,要求各地区都抓紧时机努力工作,建立地区性的民族统一战线,同时成立了中共桂西特委,负责领导滇黔边区、右江红水河一带地区各级党组织抗战抗日动员工作。
    1937年8月,中共广西省工委派了一批党员到各地负责指导当地的抗日工作。林鹤逸(何云)受中共广西省工委指派到东兰指导工作。中共东兰中心县委在西山弄岩召开了有右江上游各县负责人共90多人参加的党政干部会议。林鹤逸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解决“西安事变”的重大决策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示。会议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决定在所属各县广泛建立抗日救国组织,利用社会关系,派党员干部打入乡村政权各部门,开展统战工作,推动国民党地方政府抗战。会后,为加强对丹池边革命工作的领导,右江上游革命委员会主席黄举平决定委派黄唤民到南丹协助筹建革命委员会。黄唤民到南丹后,进行了紧张的筹备工作。1937年9月中旬组织了在南丹、河池、思恩、天峨、宜北及贵州荔波等县边界活动的2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骨干汇集到南丹县的拉索召开丹池边革命委员会成立会议,选举韦汉超为丹池边革命委员会主席、谭国联为副主席,韦仕英、覃桂芬、韦正珠、韦灵定、何芝贤等为委员,会议决定继续发展党的组织,建立革命同盟。会后,代表们分赴各地开展抗日工作。
    从1937年9月至1939年春,中共南丹县地方党组织和丹池边革命委员会为发展党员、壮大革命力量,派出人员深入各地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与贫苦农民广交朋友,培养和发展积极分子。韦汉超负责思恩、宜北、南丹(主要在八圩、里湖一带活动)、榕江、九宣等地区;覃桂芬、黄五、韦兰义、覃二负责大厂、长老、天峨、河池东江等地。他们向广大群众宣传右江上游革命委员会编写的《告群众书》、《告民团特种队、后备队、预备队的兄弟书》、《右江上游各县代表大会决议案》以及《右江上游革命委员会通告(第一号)》等文件精神,号召群众觉醒起来参加各种革命同盟,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通过召开同盟会等形式,反对国民党地方政府各种不合理的征兵征夫征粮政策,要求免除地方额外的苛捐杂税,实行合理摊派,减轻民众负担。这些主张受到群众的欢迎。他们还积极动员青年应征入伍,赴前线打日本鬼子。同时还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八路军、新四军征兵主张,如实行独子不征,可交免役金代替;双子抽签入伍;凡到前线抗日的战士家属可以免工免夫等。然而,由于当时南丹是国民党统治区域,国民党顽固派奉行蒋介石颁发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不许在国民党统治区域有共产党的组织和活动。”对在南丹境内活动的共产党员进行迫害,中共南丹地方党组织只能进行地下秘密活动。随着斗争环境的不断恶化,在反共高潮中韦汉超、谭国联等丹池边革命组织领导人先后被国民党地方当局杀害,韦仕英等同志也被迫转移到黔桂两省边界隐蔽。至1939年春,中共南丹地方党组织和丹池边革命委员会解体,活动终止。但是,经过中共南丹地方党组织与丹池边革命委员会的宣传活动,已在南丹人民的心里播下了抗日救国的种子,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抗日的思想已深入人心。在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导下,南丹各城乡的救国同盟组织相继成立,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活动,如在南丹中学、八圩中心小学、六寨中学等一些地下党员教师组织了进步学生编演大量的抗日救亡节目,教学生演唱了《大刀向鬼子的头砍去》、《义勇军进行曲》、《杀鬼子、保家乡》等,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鬼子滚出去”的口号,极大增强了广大民众为中华民族求生存求解放的抗战意识。进步青年韦耿生、李树荣于1943年到1946年间利用在南丹罗富小学担任教师的合法身份教学生唱抗日歌曲,宣传共产党抗日思想,学生们在他们的带领下,积极开展唤醒民众抗日救国的热潮。在抗战期间,南丹各阶层和广大群众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捐款捐物,支援前线,为保家卫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抗战爆发后,抗战爆发后,南丹各族子弟积极投身到抗战前线,英勇杀敌,视死如归。据国民党联合勤务总司部抚恤处于1947年(民国36年)12月编撰《中华民国忠烈将士姓名录》一书记载,南丹籍抗日阵亡将士名单共有42名。阵亡主要战场有1938年至1941年的安徽战场,1938年至1943年的湖北战场,1938年至1944年的广西战场,1937年至1939年的江苏、江西战场,1942年至1943年的湖南、河南战场。阵亡官兵上至上尉连长军官,下至二等兵。这些南丹的好儿女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在抗战爆发后,上级和外地党组织还不断派遣党员到南丹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发动工作,如1939年夏,南丹籍共产党员张浩如受中共柳州地下党组织的指派,以探亲名义回到南丹,在城关、芒场等公路沿线圩镇秘密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团结学校进步教师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在日军入侵南丹期间,丹池边界的平村(河池)、三合(河池)一带的地主豪绅罗子明、罗子裕等组织伪维持会,讨好日本侵略者。伪维持会的一切活动听从日军安排,遵照日本侵略者的旨意办事,其主要职责:一是维护地方治安;二是为日军筹措粮食及其他军需物资;三是向各户摊派民夫供日军驱使;四是办理商人开业事项和发放“良民证”等。维持会要求人人都要购买“良民证”,借机搜刮钱财。在南丹的宝藏、龙藏、拉角、拉考等地的群众深受其害,而被迫纷纷躲藏到拉独坡等地避难。为了打击维持会活动,组织群众建立抗日武装力量,1944年11月中共河池特委书记罗恒新受上级党组织的派遣,到丹池边界地区开展工作。当时,斗争形势相当恶劣,日军岗哨林立,绝大多数群众都躲藏在山坡上避难,罗恒新只能充分发挥他在南丹龙藏一带有许多亲戚的作用,以走亲访友的形式深入各村屯,秘密进行抗日宣传和组织活动。罗恒新先后到了南丹的龙藏、宝藏、拉角、拉考、岜腊等村屯,发动群众与伪维持会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培养革命力量,准备组建人民抗日游击队。不久,先后发展了韦钊、罗宗孟、杨懋、罗启魁等死人为中共预备党员。为了扩大行动范围,壮大党组织和革命力量,罗恒新作了工作区域分工,派罗宗孟到板坡一带活动,韦钊、莫韩到南丹、八圩方向工作,杨懋留在宝藏一带协助罗恒新壮大党组织,筹备建立抗日武装。韦钊、莫韩主要在八圩各个学校进行活动,利用《新华日报》等资料,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教学生和群众唱抗日歌曲,如《大刀进行曲》、《黎明曲》、《八路军军歌》等,鼓舞民众的抗日斗志。罗恒新等共产党员的活动,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发展和壮大了党的力量,培养了革命骨干,打击伪维持会活动,同时也为以后组建宝藏游击队(中队)打下了基础。